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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監管沙盒首批應用落地:700字公告背后的監管戰略如何變化?

1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北京)向社會公示了首批6個金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應用。
從涉及的主體看,本次試點包含了“國有商業銀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大型城市商業銀行、清算組織、支付機構、科技公司等多家機構”;從創新業態看,則“聚焦在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API等前沿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從監管目標看,則旨在“紓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提升金融便民服務水平、拓展金融服務渠道”。
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IDF)副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沈艷撰文指出,金融科技監管沙盒首批應用的落地,可被視為我國金融監管從被動監管轉向主動監管、從靜態監管轉向動態監管、從規則監管轉向原則監管的重要舉措。
目前我國一些金融科技實踐已經居于世界前沿,但伴隨著新技術在金融領域深度應用,也出現一些嚴重損害消費者權益、影響金融穩定的風險事件,監管部門面臨“松監管引發風險、嚴監管扼殺創新”的困境。沈艷認為,這一困境只是表象,根源在于現有的監管框架不足以實現防范金融風險與鼓勵創新之間的平衡。而中國金融科技監管沙盒首批6個應用的落地,標志著監管部門邁出了為實現這一平衡而展開監管業務模式創新的重要步伐。
“通過加強監管技術開發、調整監管力度、做好監管協調,金融科技監管沙盒就有可能發揮作用,從而實現保護金融消費者、幫助金融科技企業縮短創新周期、幫助監管部門及早發現潛在風險,最終實現促進高質量經濟增長的目標。”沈艷表示。

沈艷 資料圖

金融科技監管沙盒:

平衡防范風險與鼓勵創新的新舉措

文 | 沈艷

2020年1月14日18時20分,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北京)向社會公示了首批6個金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應用。不到七百字的公告,凝練體現了中國金融科技監管沙盒設計中的核心元素。

從涉及的主體看,本次試點包含了“國有商業銀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大型城市商業銀行、清算組織、支付機構、科技公司等多家機構”;從創新業態看,則“聚焦在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API等前沿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從監管目標看,則旨在“紓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提升金融便民服務水平、拓展金融服務渠道”。

圖源 / 網絡

可以預見,金融科技監管沙盒的設立對建設金融科技新業態,提升中國金融核心競爭力具有戰略意義。

目前,我國一些金融科技實踐已經居于世界前沿。根據IMF的測算,我國金融科技公司估值已經超過全球總估值的70%,其中2016年中國個人移動支付總額達7,900億美元,是美國的11倍。

伴隨著新技術在金融領域深度應用,也出現一些嚴重損害消費者權益、影響金融穩定的風險事件,監管部門面臨“松監管引發風險、嚴監管扼殺創新”的困境。

但這一困境只是表象,根源在于現有的監管框架不足以實現防范金融風險與鼓勵創新之間的平衡。中國金融科技監管沙盒首批6個應用的落地,標志著監管部門邁出了為實現這一平衡而展開監管業務模式創新的重要步伐。

對企業的創新活動,監管者的監管工具箱包括傳統微觀審慎監管和沙盒監管模式,其目標都是保護投資者、防范風險的同時促進創新。在我國金融體系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的時代,金融創新的主要方式是將發達國家的成熟業務模式應用到中國。這一階段涉及到的業務模式創新程度低,監管的重心是識別出能夠誠信經營的企業。通過事前規定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以及流動性指標等,傳統微觀審慎監管就可以約束金融機構過度的風險承擔。

當下,我國一些金融業態已經到達甚至引領創新前沿,業務模式創新逐漸成為焦點。但是,基于新科技的金融新業態的出現加大了監管部門識別有真實盈利潛力的創新型企業的難度。

具體來說,在新技術下,不少業態的業務模式和盈利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高風險在短期內未必帶來高收益:2018年全球市值最大的前六家公司的市值總額為42626億美元,利潤1154億美元,市值利潤比高達37。這就意味著不掙錢未必是壞企業。

另一方面,金融科技風險在業務、法律、技術、網絡、數據等方面均出現新特征,使其比傳統金融風險具有更高的傳染性、滲透性和復合性。這也意味著出風險的也可能是好企業。

換言之,識別業務模式好壞和企業好壞不再有簡單清晰的標準。為防范風險,傳統微觀審慎監管傾向于“一刀切”,但此時不僅從市場上清除了虛假創新企業,真實創新但是短期沒有帶來巨大收益的業務也會被終止,也就出現了“扼殺創新”的局面。

從首批公布的應用看,監管部門旨在通過建立一個受控、安全、有界的框架內,對新業態、新產品作小規模、短期的測試;通過充分考察創新成果和潛在風險,淘汰真實創新含量低的產品和業務。

本次金融科技監管沙盒的測試主體為持牌金融機構,以及和金融機構合作的科技公司。這體現出為了解決同時識別業務模式好壞與企業好壞難度大的問題,目前的沙盒策略是通過選擇持牌金融機構,以及可以和持牌金融機構合作的科技公司進入沙盒的方法,將沙盒測試的重點聚焦在識別金融創新業務模式好壞這一問題上,并期待這些企業為未來申請進入沙盒的企業作良好的示范。

在沙盒監管的具體執行上,公告指出,“下一步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將在總行指導下,會同相關部門深入開展“信息公開、產品公示、公眾監督”等柔性管理方式的監管效能評估”,這表明企業披露信息、公眾社會監督、監管指導都將在沙盒監管執行過程中發揮較大的作用。

也就是說,在監管推進過程中,企業、公眾、監管部門三方的互動是防范金融風險同時識別創新的重要途強調動態多互動的做法,也是和傳統監管相對靜態的監管方式不同的創新。

公告最后指出,將“進一步探索構建符合我國國情、與國際接軌的金融科技創新監管工具”。因此,我國監管沙箱的具體執行細節尚存在較大調整空間。值得注意的是,監管沙箱并非萬靈藥,要能發揮其作用需要滿足一系列條件。

例如,適當的監管力度是沙盒激勵創新的前提,而如何匹配與創新活動風險特性相應的監管力度是推行難點。如果監管力度過低,沙盒會因無法有效篩選誠信創新企業和虛假創新企業而損害投資者利益;但如果監管力度過高,誠信創新企業的合規成本無法覆蓋其收益,則會抑制激勵創新。

要注意即便是在沙盒中,僅僅強調推行監管沙盒并不足以擺脫“虛假創新數目多—監管力度高—誠信企業占比提升—監管力度下降—虛假創新企業變多”監管困局。因此,有效的沙盒監管還需要搭配其他監管科技手段。

簡而言之,金融科技監管沙盒首批應用的落地,可被視為我國金融監管從被動監管轉向主動監管、從靜態監管轉向動態監管,從規則監管轉向原則監管的重要舉措。

通過加強監管技術開發、調整監管力度、做好監管協調,金融科技監管沙盒就有可能發揮作用,從而實現保護金融消費者、幫助金融科技企業縮短創新周期、幫助監管部門及早發現潛在風險,最終實現促進高質量經濟增長的目標。

關于北大數字金融中心

2015年10月,經北京大學校長辦公會批準,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等機構發起的“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目前掛靠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心致力于數字金融、普惠金融、金融改革等領域的學術、行業、政策研究,提升理論水平,為行業發展提供借鑒,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
自成立以來,中心研究人員已經獨立或聯合開發、發布了四個數字金融方面的指數,推出了新金融書系,完成了36個研究項目,并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和政策報告。中心目前已有29名全職、兼職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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